□荣宏君

（一）种植历史与规模

曹州牡丹种植历史悠久，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。明万历时期的园艺家薛凤翔著有《亳州牡丹史》，在书中就记录了安徽亳州引种自曹州的二十个牡丹新品。其中对于“状元红”这个品种，薛凤翔在书中是这样记载的：

状元红：成树，宜阳，蜀《天彭谱》谓重叶深红，色与鞓红、潜溪绯相类，而天资富贵，彭以冠花品，故名状元。弘治间得之曹县，又名曹县状元红。

曹县隶属于曹州，因境内有曹南山，故又雅称曹南，曹县与曹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曹县自明开始引种牡丹，曾是曹州牡丹种群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薛凤翔在书中所记述的状元红即来自曹州的下辖县曹县，明孝宗弘治（1488-1505）年间，距今已有五百余年，这是目前曹州牡丹可以见到的最早文字记录。这也至少证明早在明弘治年间曹州牡丹名种频出，已具有相当规模的种植。明代著名学者谢肇淛（1567－1624），字在杭，万历二十年(1592年)进士，乃明代著名博物学家。谢肇淛先后两次在山东居官，任职时间前后长达十余年，与山东结下不解之缘。在此期间曾多次到曹州观赏牡丹，他把这些所见所闻均记录在专著《五杂俎》中：“余过濮州、曹南一路，百里之中，香气逆鼻，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，若蔬菜然。”在谢肇淛的笔下，曹州老百姓种植牡丹就像种庄稼一样，生动描绘出万历时期曹州地区牡丹种植的普及程度，如同种植蔬菜一样寻常，足见其种植之盛。有一年春天，谢肇淛巡视黄河，公干之余，来到曹县名士王五云家赏花。王家是曹南旺族，数百年簪缨之家，园中富养牡丹，曾培育出“曹县状元红”“梅州红”“忍霁红”等众多牡丹名品。谢肇淛详细记录了四百多年前的这次观花之旅：

“人生看花，情景和畅，穷极耳目，百年之中，能有几时？余忆司理东郡时，在曹南一诸生家观牡丹，园可五十馀亩，花遍其中，亭榭之外，几无尺寸隙地，一望云锦，五色夺目。主人雅歌投壶，任客所适，不复以宾主俗礼相慁。夜复皓月，照耀如同白昼，欢呼谑浪，达旦始归。衣上馀香，经数日犹不散也。”

这一次曹南之行，谢肇淛印象深刻，他用诗一样的语言，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这次观花之行。王家牡丹园“一望云锦，五色夺目”，这也反映出当时曹州牡丹栽培技术的成熟和园林艺术的高度发展。

从《亳州牡丹史》和曹州地方史志等诸多文献史料记载来看，曹州牡丹早在明中后期已甲于海内。遗憾的是，专门记载曹州牡丹的谱录却出现较晚，直到清康熙年间，曹州儒学学正、山东沾化人苏毓眉写出《曹南牡丹谱》一书，这是目前所见传世最早的曹州牡丹谱。《曹南牡丹谱》是有关曹州牡丹最早的一个专门谱录，清代学者姚元之认为，这部谱录甚至可以和北宋周师厚的《洛阳牡丹记》及明代薛凤翔的《亳州牡丹史》相媲美，对于研究曹州牡丹，甚至中国牡丹的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苏毓眉的《曹南牡丹谱》记载了入清以后曹州牡丹的繁荣：

“康熙戊申岁，余司铎南华。己酉三月，牡丹盛开，余乘款段遍游名园。虽屡遭兵燹，花木凋残，不及往时之繁，然而新花异种，竞秀争芳，不止于姚黄、魏紫而已也。多至一二千株，少至数百株，即古之长安、洛阳恐未过也。”

明清鼎革之际，曹州牡丹曾经遭受过兵燹之祸，但到了康熙时期，政治稳定，牡丹种植也得到全面恢复。苏毓眉于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到曹州任学正时，看到曹州苑囿星罗棋布，牡丹新花异种层出不穷，各园牡丹数量可观，“多至一二千株，少至数百株”，规模之大、品种之丰，已呈现出超越唐代长安、宋代洛阳的态势，由此苏毓眉得出“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”的结论。康熙时期的小说家蒲松龄在其《聊斋志异》中也有“曹州牡丹甲齐鲁”之说，并依曹州牡丹为原型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花仙故事《葛巾》。

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，《五杂俎》和《曹南牡丹谱》所记载的曹州牡丹文献史料，为明清文人关注和研究曹州牡丹提供了重要依据，推动了曹州牡丹从民间种植向文化符号的转化。苏毓眉所说的“曹南牡丹甲于海内”的语句，更是间接促进了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声誉的逐渐形成。

（二）与其他地区牡丹的比较

历史上，洛阳牡丹久负盛名，宋代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称：“牡丹出丹州、延州，东出青州，南亦出越州，而出洛阳者，今为天下第一。”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牡丹种植中心发生转移。北宋末期，河南陈州取代洛阳成为牡丹种植要地。至明洛阳、陈州牡丹已盛况不再，被曹州和亳州取而代之。亳州牡丹和曹州牡丹并盛于明，至明末清初，山东曹州更是后来居上，据康熙二十四年《兖州府曹县志》记载：“至于今，亳州寂寥，而盛事悉归曹州”，从此曹州牡丹逐渐占据舞台的核心位置。康熙帝师王曰高曾数次到曹州看牡丹，他为曹州牡丹之盛深深震撼，写下《曹南牡丹四首》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
“洛阳自昔擅芳丛，姚魏天香冠六宫。一见曹南三百种，从今不数洛花红。”

通过与洛阳牡丹的鲜明对比，突出了曹州牡丹品种繁多、种植繁盛的特点，从侧面反映出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的地位。

三、刘大绅与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的关联

（一）一代廉吏刘大绅

刘大绅（1747－1828），号寄庵，祖籍江西临川，生于云南宁州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进士，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从山东新城调任曹县知县。在任期间，他为官清廉，关心民瘼，展现出优秀的为官品质和爱民情怀。其在曹的德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以工代赈，抢修河堤：刘大绅上任之初，曹县灾荒严重，河督下令征调万名民工抢修境内赵王河堤。刘大绅将民工召至县衙，好言抚慰，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，发给民工口粮，帮他们安顿好家人，解除后顾之忧。在他的精心协调下，河堤仅用两个月便顺利竣工。

为民请命，缓征秸秆：河督又指令征调防洪所需秸秆三百万斤，时值三秋时节，刘大绅担忧此举会影响秋收，遂为民请命，缓征秸秆。河督不准，甚至扬言要治罪于他。曹县百姓为避免连累刘大绅，纷纷踊跃交纳秸秆，据说不到十天就完成了数额。

体恤民情，缓收田赋：刘大绅到曹县乡下巡视，听闻农民正因粮食价格低、田赋开征期限将近而发愁，便应允等粮价回升后再纳田赋。此举却遭到上司斥责，称其“擅作主张，拖延征期”，并要上奏免其官职，另派“能吏”代征。百姓害怕失去这位好官，奔走相约，及时交清了田赋，等代征者到县时，赋税已全部完成。

不惧上司，拒催欠赋：上司忌妒刘大绅在曹的声望，限期令其催收因灾拖欠的上两年赋银近五万两，还威胁如收不齐就地罢官，另派人取代。曹县百姓为留住刘大绅，勉力交完所欠赋税。刘大绅以德治曹，他感叹“万千人心同一心，长安市上叹未闻”，足见其深受曹县百姓爱戴之切。

刘大绅官曹期间，处处维护百姓，事事为百姓着想，这触动了上司的利益，遭到险恶构陷，竟被朝廷以“擅命稽违赋期”的罪名削籍戍边。刘大绅为官公正廉洁，深受百姓爱戴，曹县即刻联合山东新城的百姓，共同捐钱为他赎“罪”，才使刘大绅得以免受戍边之苦。刘大绅被释放后，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《赎归引》以表达感激之情：

“出关何时无，入关亦时有。谁知七品郎官归，赎自两县百姓手。”

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，刘大绅因病辞官，曹县百姓遮道相拦，只好答应暂留，旋又被调任文登知县。后又迁朝城县令及青州、武定同知，终因不能适应浑浊的官场，毅然辞官归里。刘大绅出身于书香之家，学识渊博，诗文兼擅，被云南督府聘为昆明五华书院山长。刘大绅任职山长期间，对待学子，有教无类，可谓倾心尽力，因此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，被誉为滇南一代名师。

（二）七言古诗《牡丹行》

刘大绅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二甲进士出身，极富文采，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，著有《寄庵文抄》三卷和《寄庵诗抄》三十卷传世。在《寄庵诗抄》中有多首描写曹县的诗歌，尤其是对曹州牡丹印象深刻，在晚年，他曾写下七言古诗《牡丹行》：

洛阳花事既消歇，

天彭亦号小西京。

当时中原已沦没，

南人未到曹南城。

人间尤物不可见，

姚黄魏紫空闻名。

状元得称第一种，

玉楼禁苑齐争荣。

天香一品及三变，

恨不欧阳同日生。

佛头之青更奇绝，

春花百种谁抗衡。

造物功能亦已竭，

天吴纵观心不平。

下土蝼蚁岂足数，

上天何故娱饥伧。

灵犀奋勇毒龙怒，

洪涛一鼓翻长鲸。

青畴绿壤卷入水，

草木非敌难为勍。

嗟我不才从事晚，

春风到日花间行。

眼中犹见十馀种，

醉倚酒瓮听流莺。

（志言：“曹州牡丹甲于天下。”乾隆年间，黄河漫溢，少不如前，然犹冠诸郡也）

白发归来守荒径，

追维往事思茂卿。

花压阑干只一色，

羞从临芳望华清。

辟如阿娇失恩宠，

长门宫里无逢迎。

又如淮阴降侯日，

与哙等伍徒自轻。

几度吟诗世不识，

何时酿酒家能倾。

百药仙人下尘世，

钧天无计闻韶英。

所幸苍苍尚怜惜，

不教风雨来相争。

绝色宁惟老夫喜，

芳容亦使山妻惊。

看花十日忘昏晓，

足赏一年弄花情。

可笑柳浑不晓事，

戎葵持较矜分明。

（下转7版）

菏泽古称曹州，牡丹种植历史源远流长，早在明清时期就成为天下牡丹的栽培中心。曹州牡丹以其花大色艳、品种繁多而声名远播，每年谷雨前后，引得文人墨客纷至沓来，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例如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一语，如今家喻户晓，但其起源与流变仍有待深入考证。“甲天下”一词的原始文本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诗人王正功的诗句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，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的表述模式可能就借鉴了这个经典说法。随着菏泽牡丹文化的发展和文旅推广，20世纪后期以来，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逐渐成为官方宣传和民间共识中的标志性口号。在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，乾隆时期的学者、诗人、曹县知县刘大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逐渐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深入挖掘刘大绅与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之间的关联，不仅有助于还原曹州牡丹文化的发展历程，更能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。

二、曹州牡丹的历史地位